学术论文（中文期刊）

1. 贺雪峰：《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与技术治理》，《关东学刊》2026年第1期。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直接面对群众,是在“国家—地方—社会”三层互动的框架下开展的。基层治理既要完成国家任务、受到国家监督,又要接触群众、满足群众诉求,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建设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国家—地方—社会”三者关系保持平衡,才能带来基层治理有效。在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资源主要来自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群众也是国家资源建设公共品的受益者。资源来自国家会加强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权,而技术治理使得国家可以与基层群众有更加畅通的沟通渠道,结果就是利益敏感的群众与国家形成了强连接,“国家—地方—社会”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作为地方的基层治理丧失了主动性和主体性,基层群众公共品需求偏好难以有效表达和整合,基层治理反而陷入困境。

全文：见知网

2.易卓：《教育竞争层级结构视野下的县中振兴》，《基础教育》2026年第1期。

摘要：调研发现,近十多年来县域社会教育竞争与教育焦虑强度的不断突显与教育竞争层级结构失衡有关。在教育评价和选拔制度、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高中阶段因资源集中层级从县中学校向市中学校转变,教育竞争层级从“以县为主”向“以市为主”转变,从而发生了从扁平竞争层级结构向集中竞争层级结构的变化。在扁平竞争结构下,县中能够保持教育资源的稳定再生产,在校内形成自主的教学秩序与管理秩序,整个县域社会对本地教育质量有信心,县中得以同时回应县域教育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教育竞争强度和教育焦虑烈度就相对平缓。而伴随着县级以上高中的无序掐尖、吸附优质师资,垄断精英大学升学机会,其在教学成绩与升学比例上与县中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带”,县域不再作为有效的教育竞争层级而被多数家庭所逃离,转而投向了市域甚至省域优质高中并形成了集中竞争结构,教育焦虑和教育竞争的强度激化。扁平竞争结构与县中振兴相匹配,而集中竞争结构则会锁定县中发展空间,弱化县中振兴的社会及政策意义。

全文：见知网

3.杨华、陈显林：《以县为主：治理重心下沉的单元重构与有效路径——基于县域综合执法改革的讨论》，《湖湘论坛》2026年第2期。

摘要：重心下沉至基层是充实一线治理的必然趋势，而执法下移又是重心下沉的关键环节。实地调研发现，当前乡镇的社会基础具有执法事项有限、执法对象弱势、执法情景非规则化的特点，执法下移的需求并不迫切。受乡镇层级政府的弱势地位和乡村熟人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执法权下移的过程中存在执法不规范的治理风险、治理运行成本高和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相对于乡镇，县级具有完整独立的治理权和更自主的行动空间，且县域社会执法规模较大，履职环境相对完善，因此县级更具备治理重心下沉的承载能力。基于此，治理重心下沉过程中应遵循如下的实践准则：形塑良好的履职生态环境；基层执法单元定位在县域；遵循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准则。

全文：见《县域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4.伍麟、王典：《制度主导还是阶层驱动：基于机器学习的社会安全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摘要：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目标，也是风险社会下缓解个体焦虑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既有理论对社会安全感的解释存在差异：阶层决定论强调阶层资本的决定作用，而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效能才是塑造社会安全感的根本因素。本研究运用机器学习技术，系统比较了阶层资本与制度效能的影响权重及安全感形成的阶层异质性。研究发现：(1)制度效能在社会安全感建构中具有主导作用，制度变量组对社会安全感的累积解释力达76%,显著高于阶层变量组的24%;(2)非正式制度效能(社会规范)、正式制度效能(食药安全、社会保障、权利保障、环境治理)、社会安全感三者为互构的正向循环关系；(3)职业地位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规范感知、制度依赖偏好，最终塑造差异化的安全感形成路径。本研究既验证了风险社会中制度效能的普遍优先性，又拓展了阶层与制度交互的理论认知；实践方面为政策制定提供靶向，如强化制度对风险的管控，培育基层社会资本，实施差异化安全保障等，以期助力建设平安中国。

全文：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公众号

5.严昊东、伍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数字发展与地理空间交叠——基于乌江流域的空间实证》，《贵州民族研究》2026年第2期。

摘要：数字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引擎，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解释性框架。通过理论引介，数字化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学理和实践层面存在行动逻辑一致、“三重空间”一致、生产力与交往一致的三重交叠。文章选取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场域——乌江流域贵州段为实证点，通过对数字化指数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数据进行空间分析，探讨数字与地理的交叠特征。研究结论认为数字化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效应，且存在分段差异，并基于此提出构建“数字场域共同体”、数字统筹生态协同与数字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几方面路径延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场景，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文：见知网

6.贺雪峰：《中国农业发展分析纲要》，《文化与传播》2026年第2期。

摘要：目前阶段的中国农业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粮食安全问题，二是农民就业与收入问题。在城乡流动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从城市获得就业与收入。同时，农村仍然存在数以亿计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托土地获得就业与收入。最能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农业是资本缺乏进入优势的大田作物种植，尤其是粮食种植领域。限制资本进入大田农业，保留小农户从大田农业中获利的机会，不仅具有公平性而且具有效率性。

全文：见知网

7.易卓：《竞争超额政绩：县域政府考核制度演变与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地方治理研究》2026年第2期。

摘要：形式主义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加重干部负担的顽疾。其生成过程主要集中于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因此与政府上下层级间的权力支配与政绩竞争紧密相关。研究发现，基于注意力分配的分析框架，政府考核制度通过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的差异化设置来筛选超额政绩，这是上级分配注意力的重要载体与直观体现。如果领导通过共性指标即制度内注意力分配的方式释放政绩信号，其注意力分配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较强，下级竞争超额政绩的空间和动力就比较匮乏，更多是关注常规工作和基础政绩。若共性指标设置繁琐冗杂，无法满足领导释放政绩信号的需求，其会通过单列个性指标即制度外注意力分配的方式激励下级，当领导注意力分配出现不确定性时，下级就有竞争超额政绩的较大空间。随着国家权力下沉、规则下乡与治理目标多元化，县级职能部门、乡镇不断通过各类创建工作和争取完成单项考核指标来竞争超额政绩，导致县域考核指标体系与中心工作越发膨胀，引发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全文：见《公共管理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8.王德福：《从介入到催化：党建引领居民自治转型及其实现》，《求索》2026年第3期。

摘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已完成组织介入1.0阶段,实现了组织体系全域覆盖、议事机制初步搭建和党员力量逐步激活,但同时面临组织扩张法律张力、党员激励软化和资源替代动员等现实困境。本文以民主集中制为本土理论支撑,提出党建引领居民自治从介入式引领向催化式引领转型,通过识别关键群体、锚定关键事件、发挥关键催化作用,构建精准引领机制,实现从“组织覆盖”到“效能提升”的突破,塑造基层治理共同体,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构建起新型政党-社会关系。

全文：见《求索杂志》微信公众号

9.夏柱智：《乡村公益助力破解留守儿童新问题》，《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3期。

摘要：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风险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发现，可在村庄层面建立内生的 “社区教育”，重建农村孩子的集体生活，从源头上解救日益沉迷手机的孩子们。可持续的社区教育路径是：基层政府引导村级组织整合村庄内外的志愿者，建设公益性托管，通过有吸引力的课程体系与集体活动，把农村留守儿童组织起来，解决农村孩子假期无人管问题，最大程度减少孩子的触网时间和沉迷风险。与此同时，本文也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当前困境是：基层政府处于治理“悬浮”状态，缺乏整合村庄内外公益资源的动力与能力，许多村庄的项目甚至陷入外生性困境，而乡村内部的公益资源亦未被充分调动，因此，迫切需要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合理调整基层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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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波：《技术下乡的清晰化悖论及其生成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3期。

摘要：数字技术正推动乡村治理走向清晰化，但清晰化并不等同于治理有效。研究以农村土地卫片执法为例，剖析技术下乡如何重塑基层治理逻辑，并揭示由此引发的“清晰化悖论”。研究发现，依托数字技术，国家能够在目标设置、信息获取与执行过程等环节实现清晰化治理。然而，这种技术驱动的清晰化在强化行政效能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信息失真、目标替代、治理负担等治理困境。这些困境的内在逻辑在于技术强化了国家的“在场化”，从而使得基层自主性弱化。具体表现为:信息处理上，技术虽然取代基层成为信息来源，但其规范化逻辑与复杂现实存在张力，导致信息偏差;在政策执行上，刚性监控挤压了基层灵活调整空间;发展规划上，技术承载的国家意志可能遮蔽地方真实需求，从而损害农民权益。研究表明，有效治理的核心是形成国家能力与基层自主性之间的均衡关系，技术治理不应一味追求清晰化，而需兼顾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灵活性，在清晰与模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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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程欣：《家庭自我主义：一个分析返乡留守女工家庭—自我关系的框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6年第3期。

摘要：主动返乡的留守女工在家庭资源匮乏、矛盾频发与发展压力交织的处境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我与家庭的张力。以“家庭自我主义”为分析框架，将自我与家庭视为统一的关系整体，探讨张力的调适机制及其分化路径。研究发现，张力能否调和的关键在于家庭能否维持个体的持续嵌入，当个体在家庭中实现发展预期的重构、情感的联结和角色伦理的认同时，个体嵌入家庭并彰显出利他的个体韧性；当外部结构性压力造成发展无望、情感破裂和角色过载时，个体难以依托家庭实现自我，进而被迫脱嵌出家庭。“家庭自我主义”以特定的一代农村女性为样本，呈现出一种兼具家庭本位与个体反思的个体化路径，揭示了家庭作为自我价值与意义的载体及其面临的结构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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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尹辉煌、桂华：《组织趋同：基层治理创新泛化的实践逻辑》，《求实》2026年第3期。

摘要：创新泛化是当前基层形式主义的典型表征，应将其置于基层治理转型的总体背景中进行理解。本研究从组织趋同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了“压力—情境”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基层创新泛化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基层通过各种工作策略生产创新经验，但在目标、程序和结果上呈现高度的同质性。治理转型带来了更大的治理压力和更复杂的治理情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的强制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分别构成了基层治理主体“为何创新”和“如何创新”的原因。结合简约治理的传统和近年来中央整治基层形式主义的经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应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干部激励体制机制和激发群众主动性，维护和发展组织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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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蒲洋：《嵌入家庭：中青年女性社区工作者的职业选择与治理效能——基于家计模式视角的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6年第3期。

摘要：社区工作者是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女性社区工作者的人数远多于男性，成为社区工作的主力军。既有研究多从“职业人”“治理人”的角度切入，忽视作为“社会人”的社区工作者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通过对武汉市4个社区16名女性社区工作者的访谈发现，该群体呈现出职业转型的群体特征、育龄期的年龄特征以及高稳定性的职业特征。女性社区工作者的职业选择并非完全遵循经济理性，而是嵌入家庭再生产，谋求在家庭收入、母职实践、家庭关系三个维度达到“工作—家庭”的平衡，并在经济支持、责任分担、身份认同方面形成家庭内部分工的策略性调适，以实现家庭经济目标、家庭发展目标与家庭维持目标。女性展现的长期性、稳定性特征，以及在性格、情感、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助于社区工作的开展，更精准适配了当前社区治理向规范化、服务化、生活化转型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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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桂华、贺雪峰：《乡村何以德治？——农民行为逻辑的社会学分析》，《开放时代》2026年第3期。

摘要：现代社会治理除了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作用，还要整合多方力量和引导社会参与，实现正规体制与非正规体系、正式力量与非正式力量的融合。在乡村领域，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是构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三治”体系。对于乡村德治存在两种认识取向：一是从人性假说或心理层面上讨论农民的道德素养问题，二是从规范性层面讨论农民的合作能力。以上两种认识都将农民看作具有同质性格或道德意识的抽象主体，忽视了人的社会现实性。在梳理既有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认识角度：从农民塑造行为逻辑的社会性机制上分析乡村德治达成，从农民所处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上理解农民的公共行动逻辑。本文要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如何被具体条件所塑造的。只有理解这一问题，乡村德治才有可能从规范话语变为实践行动。

全文：见《开放时代杂志》微信公众号

15.伍麟、王典：《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与强化——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计算社会科学解释》，《成人直播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摘要：国家认同感是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石，是民族复兴的精神纽带。通过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与基于数据驱动的因果发现方法，可以得出国家综合实力感知、受教育年限、媒介接触、政治信任等构成影响国家认同感的核心因素。这些核心影响因素与国家认同感之间普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联，呈现出阈值效应、边际递减等复杂动态特征，体现了从传统叙事逐渐转向更注重绩效合法性的、偏理性的现代国家认同模式。以综合实力支撑“强大中国”的整体具象化认知，正在成为塑造“我的祖国”这一认同感的关键依托。社会制度、经济收入、媒介信息、政治信任等因素，通过个体对治理能力与绩效回应的满意评价，持续传递出关于国家发展成就与集体历史记忆等内容，能增强公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建构一种稳定且充满情感的整体图式，由此国家认同感便获得了有力的制度性支撑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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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尹辉煌：《结构转型与激励弱化：基层干部消极心态的生成逻辑与调适路径》，《湖湘论坛》2026年第3期。

摘要：维护和培育基层干部的积极心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下部分基层干部出现的消极心态,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问题,而是基层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激励机制调整与适应的阶段性表现。为应对多中心工作带来的繁重压力,农村基层政府内部的治理结构发生相应变化,这体现在业务部门、联络部门和专项部门分别呈现出一定的“悬浮化”“刚性化”和“常态化”的特征。这些变化在强化责任传导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之间、干群之间柔性互动的空间。对于部分工作经验丰富而晋升机会有限的干部而言,社会性关系激励与宗旨性价值激励的感知效果有所减弱,消极心态由此产生。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坚持以下方向:在治理目标上,以简约高效为原则切实改善民生;在治理结构上,在党的领导下以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为导向,优化条块协同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充分激发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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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杨华：《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整治路径思考》，《婚姻与家庭(婚姻情感版) 》2026年第3期。

摘要：近年来，农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已成为影响家庭幸福、乡村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问题。高额彩礼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屡禁不止？当前农村彩礼普遍呈现“金额高涨、局部恶化”的趋势，全国平均彩礼水平已升至约14万元，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超过50万元的“天价彩礼”。彩礼分布呈现明显地域差异，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高彩礼区域；同时存在“阶层倒挂”现象，即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彩礼负担反而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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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易卓：《关于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乡镇论坛》2026年第3期。

摘要：乡镇干部的晋升流动与人事管理是基层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基层治理高效的基础。当前,一些乡镇仍存在责权利不匹配的问题。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向基层尤其是乡镇倾斜编制、政策等治理资源,但总体来说,赋予乡镇干部的晋升机会仍然稀缺,因此,以职务晋升为重心的强激励机制被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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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杨波：《迈向方法自觉的深度访谈：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6年第3期（原文《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11期。）

摘要：以往关于深度访谈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是将其作为研究方法来看待，注重总结深度访谈的原理机制与实践运用；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注重探讨影响深度访谈过程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因素。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由于忽略了方法背后的理论渗透，从而错过了提升方法自觉的契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则借鉴方法渗透理论，主张研究者在考察相关理论对方法的潜在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识别方法典型要素、提供对应理论解释和设计适当干预策略，来改进方法程序。在这一方法观照下，深度访谈可依据访谈题目与访谈关系两个标准划分为有效响应、普遍有偏响应、特殊有偏响应和无效响应四种类型。研究者可通过引入相关理论深入考察四种访谈类型存在的不同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施加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提高深度访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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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翼鹏：《为社会学“立法”——郑杭生先生的学科本体论及其价值》，《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4期。

摘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是社会学学科区别于友邻学科的根本标识,也是社会学本体贯穿各个分支领域的核心主线。郑杭生以“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来定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是对“社会学是什么”这一学科本体论问题的学理回应,也是他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依循。在当前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征程中,重审郑杭生的学科本体论,重识他关于社会学对象的规定,既可以发挥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视角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也能够为当下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提供颇有价值的参考和启迪。

全文：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21.吕德文：《流动时代,如何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社区》2026年第4期。

摘要：新就业群体虽“新”,但就其群体的政治社会属性而言,新就业群体并不“新”。新就业群体是“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决定了这一群体的两个根本属性。

22.吴依繁、刘燕舞：《尽孝与“薄养”:乡村养老文化视角下的农村家庭养老困境——基于对华中Y县三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4期。

摘要：本文基于对华中Y县三村的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从乡村养老文化视角探讨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研究发现,当地养老文化呈现出“崇孝”为表、“薄养”为实的鲜明特征。观念上,子女赡养责任被窄化,老人普遍内化“家庭负担”的自我定位;现实中,老人自养阶段被迫延长,代际物质与精神支持有限,高龄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质量低下。“薄养”文化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模糊与转译尽孝的定义弥合传统孝道话语与薄养现实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借助“会做老人”“子女能力不足”等叙事拓展尽孝行为的边界,使有限赡养获得道德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将临终照料作为“孝心”的唯一象征重构尽孝行为的意义,掩盖老人自养阶段的生活困境。“薄养”文化生发于农民家庭发展目标的经济理性主义转变、村庄道德评价体系的残留以及社会舆论约束力的下降。乡村文化通过选择性借用和转译传统资源为变动中的生活实践提供合法性辩护,其名实分离反映了乡村公共道德的深层危机。未来要让乡村真正成为农民精神可栖息的家园,需重构乡村公共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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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蒲洋：《中坚业主的生产与实践——兼论业主自治体系建设》，《学术交流》2026年第4期。

摘要：住宅小区中，一批中坚业主群体构成业主自治的中坚力量，集中表现为业主委员会成员。他们长期居住于小区，高度依赖小区功能设施，热心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行动能力较强。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包括组织类、群众类、技术类三种类型，产生于结构性、个体性、社会性三重筛选机制和利益、个人、社会三重激励机制的共同作用。中坚业主是业主自治的关键力量，身兼领导者、代理人、示范者、立法者四重角色，发挥提出公共性问题、分担组织成本、带头行动、动员其他业主、生产并维护公共规则等重要作用，推动小区秩序的形成。为保护中坚业主积极性，基层组织应系统介入，建立发掘培育、赋能培训、组织保护、制度激励四位一体的再生产机制。中坚业主的常态化产生和小区业主自治体系的建立须把握小区治理的时间周期及运行规律，理顺业主自治组织与物业公司、基层组织、基层政府的关系以及业主自治体系内部关系，引导业主自发行动，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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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孙宏宇、李向振：《流量经济视域下城市文化资源的景观化转向》，《理论月刊》2026年第4期。

摘要：城市文化资源是构成城市认同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流量经济对城市文化传播的影响日益加深，城市文化资源呈现出明显的景观化转向。在数字传播语境中，城市文化资源从地方性、历史性的生活实践，被重构为易于传播与消费的视觉符号与景观产品，并带来相应的现实挑战。由此，应从不同文化资源的形态与属性差异入手，通过加强物质型文化资源的公共治理、重视精神性文化资源的叙事建构、推动文化智能型资源的协作发展，探索城市文化特质、重塑城市文化空间、完善文化产业生态，以期为城市文化资源在流量语境中的可持续转化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路径，助力城市发展。

全文：见《文化与创意产业研究》微信公众号

25.万若：《技能抑或应试：中职学校升学差异化路径的形成逻辑》，《少年儿童研究》2026年第4期。

摘要：打通中职学校升学渠道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然而，中职升学究竟是促进了技能培养的转型升级，还是导致了去技能化的应试倾向，已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借鉴社会嵌入性理论，基于对珠三角地区的T中职与中西部S中职的比较分析，发现两地的升学路径呈现显著分化：前者深嵌于开放市场与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之中，依托紧密的产教融合互动，形成技能为本的升学路径；后者受制于封闭市场及文凭至上的传统观念，走应试替代技能的升学路径。这一分化源于劳动力市场实践与教育观念的交互作用，深植于区域社会结构的差异性之中。因此，职业教育改革需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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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杨华：《县域教育视域下的县中振兴：关键堵点与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26年第4期。

摘要：县中承载着县域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县中兴则县域教育兴，县乡的孩子们就有努力的机会和走出县乡的出路。县中衰弱的核心在于域外超级中学的“掐尖”招生策略，这一行为破坏了县中原有的生源结构，导致县中在高考中难以培养出清北生,重本率也大幅下降。由此，县域社会对县中的信任和期待逐渐丧失，进而引发县域优秀教师流失和其他学段优质生源的外流，最终造成县域教育体系整体衰弱，教育质量和竞争力显著下降。这些后果还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教育压力向低学段转移、极化县域应试教育、诱发全民教育焦虑和学生心理问题。要振兴县域教育，拓宽县乡孩子们的教育出口，关键是要振兴县中。振兴县中的核心是严格规范超级中学办学和招生，切断超级中学“掐尖”的政策链和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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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龚为纲：《在断裂中生长：网络空间青年社会心态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4期。

摘要：当代青年在网络空间呈现出的“我们很好”与“我很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其现实处境和认知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2019年—2024年的微博大数据，从社会认知、情绪、价值和行为倾向四维度对青年人群心态进行分析发现，宏观发展叙事与个体生活经验之间的落差是构成此种心态的重要起点。这一落差在情绪层面表现为烦躁、愤怒及对生活意义的持续追问。为此，青年群体逐渐由“改造外部世界”转向“疗愈自我”，并重构其奋斗观与社交关系，在行为模式上呈现出更为功能化与场景化取向。上述发现有助于突破既有的标签化青年解读框架，为构建更具共情能力与制度回应力的青年政策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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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万若：《错位竞争：农村大龄青年的婚配策略及困境——基于贵州B村的经验考察》，《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2026年第5期（原文《江汉学术》2026年第2期）。

摘要：基于对贵州B村的经验考察，研究旨在解释“农村青年大龄能婚”这一经验悖论。研究发现，在婚恋市场挤压和婚恋观念个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大龄青年形成了错位竞争的婚配模式，其实践路径是经济达标机制和情感竞争机制，核心是通过年龄错位和需求错位策略，在婚姻支付能力和婚恋能力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具体来说，农村大龄青年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经济达标，以获得婚配的入场资格；在此基础上，大龄青年运用积累的情感竞争优势，精准匹配年轻女性对浪漫关系的短期需求，从而成功实现婚配。错位竞争是以短期匹配为导向的婚配模式，由于缺乏物质和情感基础异常脆弱，最终还是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持续性的失婚问题、婚恋纠纷和养育困境。错位竞争一方面体现了农村青年在结构性婚配困境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婚姻挤压正以“世代挤压”的深度演化形式，冲击着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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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李玉霞：《控制权的技术化重置：基层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一个解释框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5期。

摘要：基于浙江省141体系的案例研究,提出“控制权的技术化重置”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数字治理形式主义产生于科层控制权被技术化重置,目标设定权从模糊指令转化为精确指标,检查验收权从间断抽检转化为闭环监控,激励分配权从定性评价转化为数据排名。重置生成技术下,理性与标准程序的双重刚性约束,迫使基层采取选择性执行、程序化应对、变通式执行等拼凑策略,最终导致数字游戏化、冗余化与内卷化等形式主义表征。从深层逻辑看,控制权的技术化重置不仅改变了权力行使方式,还通过权力载体转移、责任结构重构和权力合法性重塑,实现了权力的深度再组织,引发了基层主体性消解,形成形式主义自我强化的制度性闭环。破解这一困境亟需推进控制权的弹性化调适、重构技术平台的治理适配性及构建权责利均衡的治理体系,实现从技术控制向治理赋能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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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何盼：《“支部进小区”：城市社区有效自治的组织建设路径及其实践机制》，《行政与法》2026年第6期。

摘要：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何以实现社区有效自治是社区建设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从制度建设路径和社会建设路径阐释了培育自治主体的重要性，但忽略了对优化自治结构的讨论。基于关系视角发现，业主与业委会的信任边界、业委会与物业的利益边界、社区与小区主体的权利边界等内生性结构，致使社区面临社会自治难维持、市场服务难供给、行政力量难介入等困境。宁乡市探索的“支部进小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呈现了社区有效自治的组织建设路径及其内在机制，依托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实现对关系结构的有序调适。其一，政治整合机制。通过党组织下沉，促使主体关系从松散横向关系向“一核多元”的紧密纵向关系转化，优化权力结构。其二，身份动员机制。通过共享组织身份，促进主体间的沟通协商与民主决策，优化利益结构。其三，服务嵌入机制。通过组织赋能与组织监督，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责任意识，积累社会资本与治理权威，优化信任结构。三重机制之间形成联动，最终实现社区自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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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纪芳：《主体性激励：乡镇治理简约高效的人事激励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6期。

摘要：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政权组织,常面临有限资源与无限责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立足乡镇科层结构,试图通过扩大乡镇制度性资源提高其治理效能,却形成对基层干部的控制性激励,造成基层治理的高成本与低效能。事实上,乡镇治理的一线属性及其权责不匹配的体制常态内在决定了主体性激励的适配性优势。不同于控制性激励将干部积极性归因于制度控制,通过人事分离提高科层组织的运作效率,主体性激励将干部视为结构与制度下的能动主体,力图通过对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激发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乡镇体制的弹性与适应性。主体性激励通过寓“人”于“事”实现人事结合,能够避免乡镇人浮于事,为推进乡镇治理简约高效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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